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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奇-皖南事变中的女机要员

1941年1月,当全民族抗战正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关键时刻,国民党顽固派却悍然发动了皖南事变,使新四军军部和皖南新四军部队遭受严重损失。在危局中,施奇、毛维青、周临冰和汪企求4位军部女机要员与广大新四军指战员一起,怀着对党的无比忠诚,不怕牺牲、顽强战斗,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悲壮诗篇。

殊途同归

施奇

施奇又名毛薇卿,1922年生于浙江平湖。由于家境贫困,年幼的她被迫当了童养媳。1936年,她逃到上海,进入一家缫丝厂当童工。此后,她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举办的工人夜校并接受了进步思想。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施奇毅然参加中国红十字会上海煤业救护队(党的外围组织),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中。

毛维青与施奇同龄,浙江宁波人。1938年初,她随哥哥毛中玉一起参加上海煤业救护队。自此,她与施奇相识相知,共同成长。同年9月,毛维青兄妹俩和施奇一起奔赴皖南,参加了新四军。临行前,施奇为队友们写下临别赠言:“在抗战期内,我们一面担负起救亡的使命来完成我们的天职,一面在这炮弹之下锻炼成一个健全的斗士。”

参加新四军后,施奇和毛维青被派往小河口留守处的医务室工作。一天中午,施奇和毛维青等人正在医务室里做消毒棉球,听到外面有人说:“项副军长来了。”她们急忙跑过去想一睹其风采,却只见几个穿灰军装的人正在吃饭。毛维青忍不住小声嘀咕:“哪有什么项副军长!”话音刚落,一个穿着褪色军装、裤腿上打着补丁、粗眉方脸的中年军人放下筷子,说:“本人就是哟,有什么事?”几个姑娘一时愣了神,不知道如何应答,但很快反应过来,连忙立正敬礼,可是手硬是碰不到帽檐。项英笑容可掬地走了过来,将毛维青的军帽从后脑拉到前额,把她的手放到帽檐,和颜悦色地说:“军帽怎么戴到后脑壳去了呢?军帽要戴正,女同志的头发要塞到帽子里去,军风军纪要注意。”

当得知施奇和毛维青是随煤业救护队来参军时,项英由衷地称赞道:“煤业救护队对新四军有功,不但将下山的红军游击队运到岩寺集中,而且送来了很多贵重药品,特别是输送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来参军。我们正在筹办教导队,这批青年要作为骨干培养。”毛维青俏皮地插嘴道:“教导队成立后,能接受我们女兵吗?”“当然啰,共产党讲男女平等。教导队要办女生队,要培养女干部。”项英肯定地回答。

不久,施奇和毛维青如愿进入教导总队第八队(女生大队)学习,施奇任九班班长。这一年,她俩还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11月,为了培养一批速记人员,项英参照中共中央的做法,在军部战地服务团驻地开办了第一期速记培训班,由中央组织部选调的任之担任教员。因为学员们结业后要从事文字工作,且涉及军事机密,所以选调的学员大都是具有大中专学历的中共党员。第一期共14名学员,其中有李又兰、吴博等10名女同志。1939年5月,军部又开办了第二期速记培训班,其中有施奇、毛维青、汪企求、楚青等8名女学员。

汪企求生于1923年,江西南昌人。学生时代投身抗日救亡运动,后在南昌参加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1938年参加新四军。

1939年,项英提出要培养女机要员。他认为女同志思想纯正、工作细心,很适合机要工作的要求。同年冬,施奇、毛维青、汪企求在军部速记培训班学习结业后,被调到司令部参谋处机要科工作。不久,周临冰也被从教导队调到机要科。风华正茂的4个姑娘成为军部的第一批女机要员。

周临冰生于1921年,浙江临海人。她自幼受其兄周振(1938年任中共临海县委书记)的影响,积极参加爱国运动。1938年11月赴皖南参加新四军,1939年1月进入教导队第八队学习,同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军部领导对机要工作非常重视,新四军刚成立时,机要科只有两个人,此时已扩充到十多人。要想在机要科立足,除了专业技术要精通外,还要过思想政治关、军事训练关、保密纪律关等。姑娘们一到机要科报到,组织上就对她们进行保密教育,要求做到“门紧、手紧、脚紧、嘴紧”。也就是要对电报内容守口如瓶,不相互谈论和打听电报内容;外出行动必须两人以上同行;任何书信(包括家书、情书)往来都要经机要科领导审查;对外绝对不能暴露自己的机要员身份;宁可牺牲自己,也不能让密码本落入敌手。

虽然机要科的工作紧张忙碌且要求严格,但是军部领导对4位姑娘关爱有加,让她们倍感温暖。施奇、毛维青等机要员们的津贴是每月5块银元,而副军长项英才拿4块银元。此外,考虑到她们经常要晚上工作,军部还特意给机要室添置了火盆,并给她们每人发了一件只有团以上干部才能配发的棉大衣。

1939年冬天,机要科科长童世杰叫上4位姑娘来到军部驻地云岭附近的便民桥。当得知是爱好摄影的新四军军长叶挺要亲自为她们拍照时,姑娘们激动不已。这是四姐妹唯一的一张合影,几十年后,已到耄耋之年的毛维青仍将这张照片视为珍宝,每每睹物思人,都不免伤心落泪,感慨万千。

生死考验

施奇-皖南事变中的女机要员

这种紧张而愉快的工作生活只持续了一年多,到了1940年便风云突变。这一年的10月19日,国民党顽固派对坚持敌后抗战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大肆诬蔑,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1个月内撤到黄河以北,这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新的反共高潮的一个信号。11月9日,中共中央回电驳斥其造谣诬蔑,拒绝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的无理命令,同时表示为顾全全国团结抗战大局,可以将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12月下旬,蒋介石下达了将皖南新四军“一网打尽,生擒叶项”的密令。就这样,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策划下爆发了。

1941年1月4日晚,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惜别了在一起战斗生活了两年多的皖南乡亲,举着火把,踏着泥泞的山路,开始移师北上。6日,当新四军行至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预先埋伏的国民党军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

北移前,集中在战地服务团、教导总队、医院、印刷厂等部门的女兵,大都随军内非战斗人员分批由云岭东进到苏南,再陆续转赴苏北。施奇、毛维青、周临冰、汪企求4人本来也在可以先行转移的名单里,可她们经过商量,一致决定留下来跟随大部队一起行动,并向组织递交了请战书。

战斗开始后,4个姑娘紧跟在军首长身边,用电台与党中央保持着联系。1月10日,由于敌众我寡,新四军被迫退守石井坑。敌人的包围圈越收越紧,情况越来越危急。1月12日,中共中央致电叶挺、饶漱石,要求如有可能突围,可分批东进或北进,同时应注意与国民党包围部队谈判。叶挺立即在山上召开紧急会议,下令组织突围,并向党中央发出最后一份电报,决绝地表示:“部队将战斗到最后一颗子弹,流尽最后一滴血。”

为便于分散突围,司令部把同志们编为一个个小组。机要科的同志们遵照命令,烧掉了所有机要文件和密码本。童世杰给每人发了10块银元,并要求,这笔款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动用,没有用完的要交公,另外还给女机要员们每人发了一支手枪。项英痛心地说:“早知今日,不如让你们提前从后方这条线转移,现在你们要吃苦头了。”一语成谶,最终4个姑娘中只有周临冰历经磨难,最后成功突围。毛维青、施奇、汪企求都不幸被俘,面临生死考验。

 

1月14日,新四军虽经浴血奋战,终因兵力悬殊、弹尽粮绝,伤亡惨重,陷于绝境。为了挽救危局,保全部队,叶挺下山与国民党一○八师谈判,遭到无理扣押。周临冰目送叶挺下山,但久等未见归影。突然,一阵密集的炮弹打来,她被震昏了。等她醒来时,遍地都是战友的尸体,正不知所措时,民运部部长夏征农、参谋处处长陈铁军等人发现了她。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他们隐藏在一个地形较好的山洞里,用野果充饥解渴。几天后,山下枪声渐渐平息。他们趁着夜色,找到一户老乡家,准备用10元钱买顿饭吃。淳朴的老乡知道他们是新四军后,说什么也不肯收钱。夏征农坚持说,我们有纪律,不收钱,就不能吃,老乡这才勉强收下。饭后,老乡还是执意把银元都还给了夏征农,并且动情地说:“新四军是我们穷人的子弟兵,是我们穷人自己的队伍,吃菜要吃白菜心,当兵要当新四军。银元对你们有用处。你们有了生路,我们子孙后代才有出头的日子。

”后来,考虑到人多目标大,大家决定分散突围。分手时,夏征农嘱咐周临冰,如果突围不出去,就去找与新四军有统战关系的茂林圣公会会长陆绍泉,并叮嘱她“万一遇上敌人,你就说自己16 岁,16岁不够上刑事法律”。此后,周临冰在深山野岭中躲藏了几天几夜。当地革命群众冒着巨大风险,给她送食物,并把她护送到了陆绍泉家。

 

当时,皖南地区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中。国民党顽固派推行“五家连环保”,经常查户口,只要发现嫌疑,就会被扣上“窝匪”的罪名,全家遭殃。他们还利用严密的特务网,通过收买叛徒来破坏中共地下组织,对项英、袁国平、周子昆各悬赏5万元通缉捉拿。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陆绍泉不顾自家安危,将周临冰藏在阁楼上40多天,后来又托一位做珠宝生意的朋友周璞堂把她带到了浙江诸暨,并帮她买好去永康的车票(周临冰的哥哥周振在永康)。就这样,周临冰辗转来到苏中抗日根据地,回到革命队伍中。令人惋惜的是,1947年,陆绍泉为了保护群众而英勇牺牲。

突围时,施奇和战友们失去了联系,又累又饿,实在走不动了,就在茂林附近找到了一位大娘家投宿,善良的大娘收留了她。然而此时,国民党军正在地毯式搜捕新四军伤病员和失散人员。一天,国民党军五十二师的几个兵痞冲进了大娘家。大娘试图将他们拦在屋外,说自己的闺女有病。但这帮兵痞还是强行冲进了里间,掀起被子,发现施奇衣服被刮破、身上有血痕,断定她是新四军战士,于是兽性大发,集体蹂躏了她,并将她押送到国民党第三战区的政工队。

毛维青在突围时与哥哥毛中玉相遇。哥哥怜惜地摸了摸她的额角和脸庞,鼓励她继续战斗,相约在苏北见面,随后又匆匆地投入战斗。不料,这竟成了兄妹俩的诀别。不久,毛中玉被搜山的敌人残忍地刺杀。毛维青在连日行军中劳累过度吐了血,身体非常虚弱。幸好,童世杰还一直在她身边帮着照应。他们与另外两个同志一道翻过几座山,找到一个隐蔽的山洞暂时住了下来。寒冬腊月,山洞里特别潮湿阴冷。几人躲了两天,听不到外面的枪声,以为敌人撤退了,就悄悄地出来寻找食物,伺机转移,不料刚到山口就遭遇了伏兵,被押到国民党军五十二师师部。师长刘秉哲亲自劝降,让他们参加师政工队,遭到毛维青等人的严词拒绝后,便将他们押往上饶集中营。

狱中斗争

在被押往上饶途中的一天晚上,毛维青被关进一间茅草屋。她借着昏暗的灯光看到,在草铺角落里已有一个女人蜷缩在那里,上前一打量,正是她的好姐妹汪企求,两人紧紧拥抱在一起。过了许久,她们才诉说了各自的遭遇。汪企求也是在突围中被俘的,为了掩护身份,化名黄兰,坚称自己是做民运工作的。毛维青则化名石岩,自称是在战地服务团演戏、唱歌的。“我们要装作不认识,在任何情况下绝不能暴露自己的机要员身份,宁死也不泄露党的机密。”她们相互勉励着。

上饶集中营对外号称“国民党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训练总队军官大队”,是迫害新四军被俘将士的地狱,有臭名昭著的十大酷刑:金(刀砍)、木(棒打)、水(灌辣椒水煤油、浇开水)、火(烙铁)、土(活埋)、风(寒风中吊打)、站(站刺笼)、吞(逼吞臭虫虱子烟丝)、绞(颈绞索)、毒(食物投毒)。集中营将被捕的新四军指战员编为2个大队6个中队,大队长、中队长、指导员都由受过训练的国民党特务担任。毛维青、汪企求等30名女兵被编为一个“女生队”,隶属四中队。国民党特务以军事训练为名,对她们施以操练、劳役、“上课”、审讯和刑罚等各种精神虐待和人身摧残。女兵们在狱中党支部的坚强领导下,坚贞不屈,拒绝在“悔过书”“自首书”上签字,巧妙而坚定地与敌人作斗争。敌特在女生队查不出一个“共产党员”,诱不出一个叛变分子。

毛维青和汪企求都参加了狱中党支部领导的斗争。集中营里的许多难友认识她们,但是都心照不宣地帮她们隐藏身份。

被关押大约半年后,毛维青和汪企求忽然得知身患重病的施奇被单独关押在医务所后面的一间小屋里。毛维青心急如焚,急忙喝了一碗热开水,佯装发高烧要求去医务所看病,乘机溜进了那间阴森恐怖、臭气冲鼻的小屋。只见屋里有一张小板床,床板上铺了几把稻草,草上垫着一件破军装,床下放了一只便桶。床上躺着一个头发蓬乱、脸色惨白、骨瘦如柴的女人,怎么看也不像那个白白胖胖、两颊通红,被姐妹们戏称为无锡泥人“阿福”的施奇。

看到朝思暮想的姐妹这般惨状,毛维青心如刀割,泪如雨下。见到毛维青,施奇也非常激动,但很快冷静下来,悄悄地在毛维青耳边说:“不要流泪,不要出声,当心被特务发现。”原来,她被国民党士兵糟蹋后染上了梅毒,不久病发,下身溃烂,血流不止,身体日益衰弱。为了不暴露身份,施奇化名周琳,谎称自己是做民运工作的。即便如此,敌特也丝毫没有放松对她的审讯,并以给她治病为诱饵,企图逼迫她自首,同时也掩盖国民党军队军纪败坏、强奸女俘的丑恶罪行。施奇严词拒绝,并积极向狱友们揭发国民党的暴行,宣传党和新四军抗日救国的主张。很多医护人员同情施奇的遭遇,一位富有正义感的女护士还偷偷在外面找好关系,准备将她营救出去,但是不幸被特务们发觉。后来,这位护士也和施奇一起被关进了上饶集中营。

临分别时,施奇让毛维青转告党组织:“虽然我的身体被玷污了,但玷污不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心。只要我的心还在跳,就决不停止对敌人的斗争!”

回到监舍后,毛维青立即将施奇的悲惨遭遇和坚贞不屈的事迹向狱中党支部作了汇报。在党支部的领导和组织下,同志们为声援施奇,掀起了一场场声势浩大的抗议浪潮。迫于压力,狱方才不得已每天给施奇吃几片消炎药,并允许女同志派代表探望。毛维青、汪企求等人轮流值日,给施奇送水送饭、帮她擦洗身体。施奇的牢房也成为同志们交换信息的联络站。

在同志们的悉心照料和鼓励下,施奇逐渐乐观起来,盼望着有一天能重返革命队伍,继续为党工作。但是,由于得不到有效治疗,她的病情仍日益恶化。

浩气长存

1941年秋,国民党为了掩盖集中营里的种种罪行,达到分化瓦解的目的,以第二大队为主,抽调其他有艺术特长的“犯人”,成立了“更新剧团”。毛维青、杨瑞年等十几名女同志也在被抽调的名单里。起初,她们不愿意参加。但狱中党支部经过讨论后,认为在坚持不演反动戏的前提下可以参加,这样有利于在外出演出的时候寻找机会越狱。剧团在铅山演出时,毛维青和同志们帮助陈安羽、赖少其成功越狱,她还将藏在身上仅有的几块钱送给他们做路费。

1942年初,国民党委任的新剧团指导员上任伊始,就要求“剧团的人一律要办自首手续”,并进行威逼利诱:“只要大家在自新书上签上一个名字,剧团就可以从集中营独立出去,成为专业剧团,大家就可以有高薪和自由了!如若不然,要么进茅家岭(集中营中关押重刑犯的监狱,进者九死一生),要么枪毙,给你们几天考虑。”事态紧急,狱中党支部决定立即让毛维青等8人利用将在上饶城演出的机会先行越狱。

越狱前夕,毛维青偷偷地去看望施奇,并把越狱计划告诉她。施奇拉着毛维青的手,动情地说:“真想和你们一起冲出这吃人的地狱,但我不行了,不要管我了,希望你们越狱成功。你们出去后,要把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公布于众,为我和战友们报仇!”她们都明白这次见面就是永诀,抱头痛哭了一场。

毛维青也把越狱的计划告诉了汪企求。汪企求祝愿她们成功,并说她也会寻找机会逃出去,重返部队,不成功便成仁,总之绝不投降。她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1942年4月,汪企求和陈丽霞一同越狱,但不幸再次被捕,被押回上饶集中营。

一天黄昏,特务队长带领剧团的大部分人去上饶城观看某部政工队的演出。毛维青等8人以排戏为由留了下来,按照预定计划,乘天黑敌人看守松懈时,分两路疾步溜出大门,消失在黑夜里……此后,她闯过重重关卡,终于与浙东游击队会合。

而此时,死神正在悄悄地向施奇、汪企求逼近。

1942年6月初,日军进逼上饶,上饶集中营随国民党第三战区司令部匆忙向福建迁移。迁移前,国民党特务准备将一些行动不便的“犯人”秘密处决。

6月8日深夜,特务们谎称送施奇乘船去福建,用一张竹床把她抬到茅家岭监狱雷公山下准备活埋。施奇识破了敌人的诡计,拼尽全身力气,挣扎着从竹床上坐起来,怒斥国民党特务:“你们这帮强盗,今天杀了我一个,明天,你们,连同你们的整个反动阶级,统统会被埋葬!”特务们慌忙将一团旧棉絮塞进她的嘴里,随即将她推下土坑,匆匆填上土。特务们见她还在挣扎,又一拥而上用脚将土踩实,然后浇上一桶水。一个不屈的灵魂就这样被埋葬在沉寂的黄土下,施奇牺牲时年仅20岁,她被誉为机要战线上坚贞圣洁的“丹娘”(这是苏联女英雄卓娅被俘后的化名)。

6月17日,上饶集中营撤退到福建。第六中队党支部在崇安县赤石镇(今武夷山市赤石村)渡口周边成功发起暴动,有50多人得以奔向武夷山革命根据地,大部分同志与闽北抗日游击队胜利会合。赤石暴动后,气急败坏的国民党特务决定对集中营的被关押人员进行一次大屠杀来泄愤。6月19日下午,国民党特务在赤石镇附近虎山庙旁的茶树林里,将75名新四军指战员集体屠杀,其中包括汪企求、杨瑞年等7位女同志。临刑前,同志们傲然挺立,高呼“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直至生命终结。汪企求的生命永远定格在19岁,成为革命山岭上永不凋谢的“杜鹃花”。

施奇、毛维青、周临冰和汪企求4位新四军女机要员,为了践行自己的初心和使命,坚决同国民党顽固派进行殊死斗争,用青春和热血点亮了中国革命的征程,她们的事迹和英名将被永远铭记。
 

作者:郭红梅

来源:节选自《党史纵览》202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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