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敌人的经济封锁下，根据地的外面物资来源完全断绝，军民不仅要面对“三天一小战，五天一大战”的军事斗争，还要面临严峻的经济斗争，有时候温饱问题、伤病问题甚至比军事问题还更严峻。
(毛泽东和群众在一起)
在艰苦时期，粮食根本无法保证，别说大米，连吃“红米饭南瓜汤”都成了奢望，战士们常常是半饥饿状态干革命。
因此，井冈山时期，武装斗争、政治斗争毫无疑问是根据地工作的重中之重，但是经济建设也是不可或缺的部分。
某种意义上讲，井冈山的经济建设已经不是纯粹的经济建设了，而是要不要工农武装割据的问题。
红四军的战士在艰苦环境下，以罕见的艰苦奋斗精神，一方面与敌人进行艰苦卓绝的战斗，另一方面克服重重困难发展经济，以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创造出一个又一个奇迹。
所以，井冈山不仅仅是中国革命的摇篮，而且还是新中国经济的摇篮。
一，井冈山时期的土地革命
井冈山时期，为了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毛泽东及其领导下的边界党立即发动人民开展打土豪分田地为中心的土地革命运动。1，井冈山早期的土地革命（1927.10---1928.4）：早在1927年11月上旬，毛泽东到达井冈山不久，就在茅坪象山庵召开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原党组织负责人会议，就武装斗争、土地革命等问题提出了意见，要求与会人员迅速行动起来，发动群众打土豪。会议结束后，部队和地方党组织遵照毛泽东指示，在边界各地普遍开展了打土豪的斗争。在这一阶段，主要有毛泽覃负责的宁冈大陇分田（1928年2月）、毛泽东主持的酃县中村、沙田分田（1928年3月），这些分田工作是边界土地斗争的成功试点，其摸索出来的经验对后来井冈山根据地普遍开展分田运动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早期的分田主要工作如下：
（1），大力宣传群众。当时宣传群众的主要口号是“打到国民党反动派”、“打土豪、分田地”、“废除债务和苛捐杂税”等。1928年1月5日攻下遂川县城后，毛泽东立即兵分三路，到于田、大坑、草林等地开展打土豪筹款子活动，宣传革命主张。为发动群众，毛泽东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工作，不仅亲自做调查，而且要求工农兵革命军官兵都来做调查研究。到1928年2月底，茶陵、遂川、宁冈成立了县工农兵政府，为全面深入发动土地革命奠定了良好的组织、群众基础。
（2），打土豪、分浮财这是根据地发动群众的有效方法。在打土豪的过程中，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结合在一起，通过两个步骤来展开：一是召开清算土豪劣绅剥削的群众大会。会上农民诉说土豪劣绅罪行，革命军当众烧毁契约，宣布废除债务和取消苛捐杂税。通过大会，扩大了革命舆论，大造革命声势，广大农民乘势而起，革命热情不断高涨。二是分浮财。打开土豪劣绅谷仓，让农民挑粮，杀掉土豪劣绅的猪，把肉分给农民，没收土豪劣绅的衣物、用品等，发给农民。通过分浮财等让农民看到革命军给自己带来直接利益，使农民认识到共产党、革命军是真心实意为穷苦人民办实事、谋利益的，壮大了农民群众的胆量，克服了对土豪劣绅的恐惧心理，为分田奠定基础。
（3），对土豪劣绅罚款。根据土豪劣绅的罪恶和财力大小酌情处罚，少则几百银元、多则上千银元。这种措施，一方面补充了革命军补给，另一方面沉重打击了土豪劣绅嚣张气焰，鼓舞了革命军和广大农民士气。
（4）处决恶霸。井冈山时期没有完全执行湘南的“烧、杀”政策，但是仍然处决了一些民愤极大的大土豪、大劣绅，这在当时造成很大影响，打击了土豪劣绅的反动权势，鼓舞了根据地群众的革命决心。1928年1月24日，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后，公开处决危害百姓的劣绅郭渭坚，2月21日，宁冈县工农兵政府成立后，公开处决反动县长张开阳。对恶霸劣绅的公开处决震动了边界各县，群众运动声势大振，宁冈大陇区一带随即开始了分田。
（5），建立农民武装在打土豪发动群众的同时，边界党和工农革命军十分重视武装群众的工作。 打土豪斗争时，边界各县先后组织了以贫雇农为主体的赤卫队。有了赤卫队，就可以向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发起猛烈的进攻，使以前没有社会地位、没有发言权的人，都挺起了摇杆、抬起了头。
2，井冈山全盛时期的土地革命
（1），大力经营永新1928年4月28日，朱、毛胜利会师。
5月底，湘赣边界工农兵政府成立，下设土地、军事、财政、司法四个部，谭震林担任土地部部长。
边界政府成立后，很快就将土地革命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各县、区、乡苏维埃政府都迅速成立了土地委员会，统筹土地革命事宜。
随后，在5月至7月，在边界政府领导下，各县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运动。
5月7日五斗江大捷后，朱德、毛泽东在永新城会合，部分指战员提出乘胜追击，攻打吉安。
毛泽东则决定应该先大力经营永新，再图吉安。
永新是一个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的大县。它北通莲花、萍乡，西接茶陵，东邻吉安，南连宁冈，水陆交通都很方便；境内崇山峻岭，地形复杂。总之，永新无论从政治、军事、经济诸方面看都极为重要。
随后，红四军军委在永新建立工农兵政府，并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
5月9日，永新县工农兵政府成立，由彭文洋担任政府主席。
永新县委、县政府领导人刘真、王怀、刘作述、贺敏学、贺子珍、彭文洋等积极配合部队深入农村，领导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地方红色政权。
毛泽东还派出谭震林、蔡会文、宛希先、陈士榘等骨干深入地方，领导群众打击土豪劣绅、建立党组织、扩建农民武装、建立红色政权，目的是在永新建立比较巩固的根据地。
（2），塘边分田
5月中旬草市坳大捷后，为了巩固永新的胜利成果，毛泽东亲自带领三十一团到永新西乡的塘边一带进行土地革命试点。永新县委派贺子珍、徐佩沂等协助调查工作。
因为3月中下旬在酃县中村的分田失败，因此毛泽东对塘边分田特别重视，这关系到农民的土地问题，必须慎之又慎。
首先，毛泽东请了一些农民开座谈会，了解土地占有情况。得知塘边和永新其他地方一样土地高度集中，地主徐美山一户就占地一百九十一亩，而另外四十八户总共才有不到四十三亩，从而确定了土地革命对象。
其次，毛泽东对土地分配的方式广泛征求百姓意见。针对当时没收所有土地、再按劳动力重新分配的方式，有的老乡就提出：如果全部没收，那些没有剥削农民的自耕农就会受到打击；而且，如果按劳动力分配，老人和小孩就没有土地。
从5月到6月，毛泽东在塘边经过四十多天的分田试点调查，为后来土地革命的广泛开展和制定《井冈山土地法》积累了第一手资料。
正是由于毛泽东及其部队做了大量细致深入的调查研究，我党比较全面地掌握了湘赣边界的政治、经济、军事、地理、自然条件、土地占有和阶级关系等情况。
通过这些调查研究，毛泽东深刻了解了群众的疾苦和群众的利益需求。也正是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毛泽东了解和把握了中国国情，并结合井冈山斗争经验和对全国革命形势的分析和判断，为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提供了实践依据。
塘边分田后不久，边界各县出现了全面分田的高潮。
（3）分田的步骤和方法：
首先，成立土地委员会。各县、区、乡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土地委员会，由工农兵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一般为5-7名贫雇农代表。政府讨论土地分配问题时，先由土地委员会研究、提出具体分配方案，再由政府大会讨论通过。
其次，宣传分田道理。 土地委员会成立后，都加大了宣传分田道理的力度，先由战士深入各乡各村进行个别和小范围宣传，再召开群众大会进行宣传。宣传群众时，进行打破“宿命论”的教育，帮助群众破除“听天由命”、“命中注定”、“八字不好”等迷信思想，让群众懂得只能靠自己，不能靠别人，帮助群众树立斗争胜利的信心，使群众懂得穷人的力量是最伟大的。
第三，确定分田原则。分田原则主要有：以乡为单位分配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以原根为基础、好坏搭配分配土地、留一部分红军公田、地主也分一份地。这些原则的确定，是通过调查研究和实践探索得出来的经验，有力的推动了根据地土地革命的顺利进行。
第四，抽调红军干部下乡指导分田。虽然进行了宣传工作，但是在边界分田仍然是件新鲜事物，怎么样分，什么原则分，农民群众不是很清楚。为解决这个问题，边界党抽调和派出了一批红军干部，深入边界各县、区、乡、村区发动群众，搞调查研究，掌握政策，指导分田。
第五，土地分配完毕以后组织复查。土地分配是个复杂的问题，尤其是边界各县分田都缺乏经验，所以在分配土地的过程中难免出现失误，有些地方群众没完全发动起来就实行分田，有的中间阶级混入政府，消极抵抗延宕分田，有的地方因为宗族观念实行假分田，有的地方故意挑起土客籍矛盾破坏分田，这些失误影响到了分田运动的落实。为了保证土地分配的尽量公平、让大多数农民群众满意，组织复查也就十分必要。经过复查，有遗漏的、分配不公的、分配不合理的等问题基本都得到了解决。
3，井冈山土地革命的阶级路线及路线斗争。
根据地土地革命的胜利，离不开党的正确领导，同时离不开制定、执行党的阶级路线。边界时期，农村阶级状况大致分为三类：大中地主阶级、小地主和富农的中间阶级、中农贫雇农阶级。针对边界阶级状况，分田中的阶级路线确定为：依靠贫雇农，团结中农，中立小地主和富农，消灭大、中地主阶级。在边界分田的工作实践中证明，中间阶级是个重大问题，必须正确的对待中间阶级，正确对待中小工商业者。经过边界军民的不断尝试、不断努力，根据地虽然先后经历“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甚至在“八月失败”时出现“农民种田，地主收割”的悲剧，但根据地的分田运动仍然取得显著成效。通过土地革命，边界农村生产力得到解放，激发了广大群众参军、参战的热情。根据中央第37号通告《关于没收土地和建立苏维埃》以及中央“六月来信”关于土地政策的指示精神，边界于1928年12月讨论通过了《井冈山土地法》。《井冈山土地法》直接指导了边界的土地斗争，为我党土地革命路线、政策的形成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为后来中央苏区开展大规模的土地斗争提供了宝贵经验。井冈山土地斗争的经验表明：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紧密结合起来，才能创造敌人打不破的铜墙铁壁，才能确保红色政权得以巩固和发展。二，井冈山时期的农业建设
湘赣边界的山区远离大城市，交通不便，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完全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国民党反动政府除了对井冈山频繁发动军事进攻之外，还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政策。
在艰苦时期，粮食根本无法保证，别说大米，连吃“红米饭南瓜汤”都成了奢望，战士们常常是半饥饿状态干革命。
为了粉碎敌人的封锁，边界党和各级工农兵政府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保证边界农业生产的发展。
1，领导军民发展农业生产。
井冈山时期，毛泽东及边界党特别重视经济建设，并把农业生产作为经济建设的核心问题。
1928年5月下旬，边界党的“一大”后，根据地普遍实行分田，由农民土地所有制代替了封建土地所有制，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热情。
为了粉碎敌人军事进攻、保卫红色政权，边界各县的许多男青壮年参加红军和赤卫队，导致边界缺乏劳动力。为此，边界党和政府广泛发动留下来的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广大翻身解放的妇女克服困难，很快成为农业生产中的主力军。
同时，毛泽东经常教育党政工作人员和红军指战员，要很好的领导、组织和支持农民发展农业生产，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身体力行，亲自参加农业劳动。在塘边分田时，毛泽东、贺子珍、贺敏学和31团团部的同志就亲自下水田割禾，群众见状，各个喜气洋洋。
2，进行农田基本建设
为保障发展农业，毛泽东和边界党领导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还采取各种措施进行农田基本建设。
（1），兴修水利。
根据地建立前，土地荒芜严重，农业生产严重破坏。为发展生产，边界党和政府发动农民修复陂、圳、坝，改善各县水利状况。
（2），修筑牛路，保护庄稼。
塘边分田时，毛泽东发现群众上坡放牛时，因为道路狭窄，牛在田里乱跑，吃掉不少禾苗，而且还以路踩坏庄稼。为此，毛泽东马上召集党支部群众大会，决定专门在村后修路，耕牛不再从田边经过。经过军民齐心协力，终于在村后修建了几条比马路窄、比田埂宽“牛路”。
按照示范，边界其他地方也开展了类似的工作。
（3），保护森林，植树造林：
植树造林能增产大量的竹、木、油、茶，直接增加农民的收益。为保护发展森林资源，边界党和政府一方面制定有关保护森林的规定，另一方面开展植树造林活动。
塘边分田时，毛泽东亲自上山勘察，根据阳光、土质等情况，确定种什么树，并且亲自参加干部、群众会议，和大家一起讨论植树造林的具体方案。
三，井冈山时期的工业生产：
1，成立硝盐坊。因为经济封锁，食盐成为根据地最稀缺的物资。虽然外面商人会偶尔运进来，但是价格贵得很，常常是一块银圆一斤盐，而且还不一定买得到，运进来的也是杯水车薪。为此，根据地广泛发动人民从白区秘密运进食盐，同时还发动群众自己动手熬硝盐，自力更生，解决困难。
同时，军需处也开办了硝盐坊。熬硝盐的原料是厨房、旧屋等处的老墙土，方法是先把墙土打碎泡在水里，数天后将泡墙土的水放到锅里去熬，水熬干后锅里剩下的便是硝盐。这种硝盐吃起来虽然有苦涩味，但在当时环境下却起到了救急应急的作用；而且硝盐的副产品——硝，还为制造火药提供了原料。
2，成立被服厂、粮库、石印厂
1928年1月初，革命军攻下遂川后，缴获几百担白布和六架缝纫机。利用这些物资，余贲民在茅坪桃寮村创办了根据地第一个被服厂。井冈山会师后，被服厂工人增加到一百三十余人。
1928年5月中旬，红四军军需处在茅坪谢冠南家成立粮库，打土豪运回的稻谷全部存放在粮库里。粮库工作人员负责保管粮食、砻谷筛米。
1928年5月19日，红四军草市坳大捷时，缴获杨如轩部一台油印机，于是由刘辉霄负责石印厂，印刷各种文件和宣传品。
3，建立军械厂。
袁文才的妻叔谢凡经自幼喜欢摆弄工具。在绿林时期，袁文才缴获过一批反动派的枪，但是有的枪是坏枪，无法使用。袁文才想起妻叔，于是请他修理。袁文才待谢凡经一家不薄，谢凡经自是一口应允。
经过几天摆弄，谢凡经还真修好了几支坏枪。于是，袁文才便安排谢凡经等几人搬进步云山白云寺，办起了一个小修械所。
茅坪安家后，毛泽东听说袁文才有个修械所，非常高兴，于是和袁文才商议，从革命军中找几位懂枪的战士充实到修械所，把修械所改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修械所”，那时候有九人的规模了。
井冈山会师后，队伍壮大，但是枪支远远不够用。刚刚成立的十二师就是一个“梭镖师”。5月底分兵湘南后，留在井冈山的四个团有六千余人，但是枪支只有三千余条，胡少海的二十九团使用的武器主要是大刀、长矛。
为增加武器，毛泽东、朱德决定抽调部分酃县水口铅锡矿工出身的战士充实到修械所，改名为“军械处”，任命水口工人出身的军部特务营营长宋乔生担任军械处处长。
军械处成立时工人达到了二十余人。起初因为经验不足，试造土枪、土炮都失败了，但宋乔生、谢凡经带领战士不断摸索、改进，终于成功造出一门土炮。
毛泽东、朱德也特别指示部队每到一处都要安排人员收集废铁，以供造枪炮用。
1928年6月底龙源口大捷缴获敌人一千余条枪，但有不少坏枪。毛泽东将铁匠出身的王佐部下、团参谋长刁辉林调入军械处，并把军械处迁至茨坪。
在宋乔生、谢凡经、刁辉林等人带领下，战士们通过不懈努力，造出了不少枪支。
根据地军械处是我军最早的“兵工厂”，为红军和地方武装修理、制造了不少枪支，提高了红军的战斗力，为根据地的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
四，井冈山时期的工商业建设：
根据的商业，在初期曾出现“枯滞”状态， 为活跃根据地商业，边界党和政府做了大量工作，其主要工作是建设红色圩场。早在1928年1月，红军攻破遂川时就开始着手恢复草林圩。
草林圩与唐江圩、营前圩、大汾圩合称为遂川四大圩场，镇上住有六百多户，有近二百家店铺，其中百分之八十的小商人经营茶叶、酒类、油盐等。在反动政府的压榨和土豪劣绅、大资本家的盘剥下，他们艰难经营，草林圩的经济命脉被大土豪黄礼瑞、郭朝宗把持。
1月10日，毛泽东到草林圩，命令曾士峨、罗荣桓的特务连迅速查封了黄礼瑞、郭朝宗的各种商号、当铺、妓院、烟馆，缴获几万斤食盐、几千斤茶油、几百担布匹等。毛泽东命令把一部分东西分给百姓，一部分上交部队。
第二天，毛泽东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我们革命军是为天下劳苦大众谋幸福的，我们惩办的是大奸商，但是对中小工商业者，我们的政策是保护的，一粒盐、一匹布也不动。允许自由买卖，保障合法经营。”
同时，取消国民党的苛捐杂税，打掉了反动派设立的五道税卡，农民赶集不用交纳任何税费。
革命军保护中小工商业的政策盘活了草林圩，圩场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各地来赶圩的百姓络绎不绝，为活跃根据地的物资交流起了很大作用。
之后，根据地还在宁冈大陇、新城、睦村恢复圩场，许多白区的商贩也进入根据地做生意，他们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把根据地紧缺的食盐、煤油、医药带到根据地的圩场交易。
根据地严格实行保护中小工商业的政策，并设立公卖处、公营商店、合作社等，促进了边界的工商业发展。
五，井冈山时期的金融业
1，打土豪筹款子1927年12月29日，毛泽东在宁冈龙市宣布了工农革命军三大任务：一是打仗消灭敌人；二是打土豪筹款子；三是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
打土豪筹款子是根据地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2，创办上井造币厂
20世纪20年代初，还在绿林时期，广东龙川的银匠谢荣珍、谢荣光（又名谢火龙）迁到遂川五斗江避难，后又迁到东坑村。
两人不善务农，于是偷偷伪造“花边”（井冈山土话，指银圆），开始的时候两人很谨慎，造一点花一点。
上井红军造币厂旧址（周爱华摄）
后来谢荣珍去世，谢荣光到处收集铜板，加上少量银，造出大量假银圆，派人成捆成担挑到江西、湖南、广东等边远山区转售，获利巨大。官府发现后，下令通缉。谢荣光逃到永新牛田村继续造假银圆，后终因官府盘查甚严，只得停业。
王佐拉起绿林队伍的时候，把谢荣光接到井冈山，让他专造“花边”，以供绿林军用。
毛泽东率领革命军上山后，这种造假银圆的行为即停止。
1928年5月底，新任边界政府主席袁文才想起王佐曾经办过的“花边厂”，于是请示毛泽东创办造币厂，以应对反动派经济封锁造成的困难。
毛泽东和特委同意了袁文才的请示。于是袁文才请谢荣光等当师傅，从跟随秋收起义部队上山的水口铅锡矿工人中抽调部分战士，在上井村一位邹姓老表家创立了造币厂。
造币厂使用的原材料主要来源于打土豪所得的银器，印模是墨西哥版的“鹰洋”。为区别于官府的“鹰洋”，造币厂工人在银圆上凿上一个“工”字，因此边界军民称之为“工字银圆”。
工字银圆初上市场的时候，虽然系纯银打造，但技术毕竟粗糙，商人和群众都不怎么敢用。
后来，由于边界政府和各县、区、乡政府大力宣传，广大群众才知道是红军工厂铸造的货真价实的纯银银圆，开始纷纷使用，连外地商人也接纳了工字银圆。
此后，毛泽东命令部队每攻占一处都要收集银器，交军需处备用，供造币厂做原料。
1928年冬，敌人发动第三次“会剿”，造币厂迁到大井的铁坑和下井的桶缸山。
1929年初，敌人攻占井冈山，造币厂遭破坏，此后不再生产。
上井造币厂虽然只存在半年，但对打破敌人经济封锁、缓解根据地经济困难发挥了巨大作用。工字银圆的铸造流通为以后中央苏区货币铸造乃至新中国银行建设提供了宝贵经验，在中国革命政权的货币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1998年12月在原址上按原貌修复红军造币厂时，出土了当年造币时使用过的工具、原料以及银圆等大量原物。
井冈山时期条件非常艰苦，但是边界党和政府发扬“艰苦奋斗攻难关”的井冈山精神，克服重重困难，发展根据地经济，这些经济建设的经验为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作者：周爱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