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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化视域下的江西与长征

1934年至1936年的红军长征,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居于重要地位、产生深远影响。长征这条“地球的红飘带”,既书写下一部惊天动地的壮丽史诗,也熔铸起一座巍峨屹立的精神丰碑,又积淀为一脉厚重深沉的红色文化。江西与长征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对长征的历史进程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江西的地位和价值都是非常特殊和无可替代的。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专程到于都县瞻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碑,察看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旧址原于都县城东门渡口,参观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强调要继续高举革命的旗帜,弘扬伟大的长征精神,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奋勇前进。(1)《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 奋力开创中部地区崛起新局面》,《人民日报》2019年5月23日。从红色文化的视角对江西与长征的关系进行考察,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江西在百余年党史上的重要地位,并为新时代推动长征文化传承发展、建设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提供有益镜鉴。

一、江西在长征历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在红军长征经过的15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中,江西的地位非常突出。这里是红军长征的主要决策地,是中央红军以及红6军团、红7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战略转移的主要出发地,是长征突围的重要作战地,是红军官兵的主要来源地和出征物资的主要供应地,也是长征精神的主要发源地和长征文化的重要积淀地。此外,各支长征部队尤其是中央红军中的赣籍领导人及指战员数量之巨、作用之大、影响之远,在各省区中鲜有其匹。下面从六个方面作以概述。(2)关于江西是长征文化的重要积淀地,将在本文后两部分进行重点分析,这一部分不再赘述。

(一)江西是长征行动的主要决策地

红军长征的酝酿和决策,经历了一个历史的过程。进入1934年,随着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的形势日益严峻,在江西瑞金的中央被迫开始考虑进行战略转移的问题。据伍修权回忆:“一九三四年春,李德就曾同博古说,要准备作一次战略大转移。不过那时根本没有打算走那么远,也没有说是什么长征,只准备到湘鄂西去,同红二、六军团会合,在那里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大约在长征开始的半年前,就进行各项准备工作。”(3)伍修权著:《我的历程》,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页。1934年4月广昌保卫战失败后,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不得不开始考虑主力红军撤离苏区的问题,并于6月2日通过在上海的电台向共产国际报告,提供了两个方案:一是红军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打游击;二是将红军主力撤离中央苏区,进行战略转移。(4)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4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27—129页。共产国际在6月16日的复电中,一方面要求红军以新的举措打破敌人的“围剿”,同时也指出要立足最坏的结果,做好战略转移的准备。9月17日,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报告红军将向湖南南部和湘桂两省的边境地区撤退,并表示期待“这里不晚于9月底作出最后决定”。共产国际于9月30日致电中共中央,同意红军实施战略转移。(5)参见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13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7年版,第143—144、第256—257页。在此期间,中央秘密着手筹划和布置战略转移的准备工作,先后作出红7军团北上调敌和红6军团西征探路的决策,安排部署中央苏区留守力量等。同时,中央还下达《给鄂豫皖省委的指示信》《给鄂豫皖苏区的军事训令》等文件,派遣程子华到红25军工作(后任军长)并传达周恩来的口头指示,鄂豫皖省委据此作出红25军实施战略转移的决定,成为紧随中央红军之后又一支踏上长征路的主力部队。

(二)江西是长征部队的主要出发地

参加长征的部队主要有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红二方面军(红2、红6军团)、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在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之前,中央曾先后派出红7军团、红6军团进行战略转移行动,既是为主力部队的长征进行准备,也拉开了战略转移的序幕,因此也可以视为长征部队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这一意义上说,江西既是中央红军长征的主要出发地,也是红7军团、红6军团战略转移的出发地。红7军团誓师出征地为江西瑞金。1934年7月,中央决定以红7军团组成抗日先遣队,北上闽浙皖赣边地区发展游击战争,配合中央红军主力,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7月6日,红7军团在瑞金叶坪召开誓师大会,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检阅部队,朱德发表誓师动员讲话。6日晚,红7军团约6000人从瑞金出发向福建开进,在红9军团掩护和配合下,至月底胜利完成第一步行动计划,并于8月1日起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名义活动。红6军团西征出发地为江西遂川。1934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给红6军团和湘赣苏区下达训令,向湖南中部预定转移方向和计划作了具体指示。8月7日,红6军团9700余人从遂川的横石出发,由衙前、五斗江之间通过敌军封锁线踏上西征之路,于11日到达湖南桂东县城以南寨前圩(红6军团西征誓师之地)。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为江西瑞金,集结出发地为江西于都。根据中央关于战略转移的决策,10月8日发出中共中央给中央分局的训令,9日中革军委发布《野战军由十月十日至二十日行动日程表》,同日总政治部发布《关于准备长途行军与战斗的政治指令》。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领第一、第二野战纵队,分别由瑞金县的田心、梅坑地区出发向集结地域开进。至16日,中央红军各部队8.6万余人在于都河以北地区集结完毕,于17日起分别从于都、花桥、潭头圩等十个渡口南渡贡水(即于都河),踏上了战略转移的征程。

(三)江西是长征突围的重要作战地

中央红军长征初期,战斗首先即在江西境内打响。当面之敌陈济棠部,在赣州以东沿桃江(即信丰河)向南,经大埠、王母渡再折向东南,经韩坊、新田等地,构筑起第一道封锁线,以阻止红军进入广东。在长征出发前夕,中央曾派潘汉年、何长工为代表,在江西寻乌罗塘(今属罗珊乡)与陈济棠的代表进行谈判,双方达成就地停战、互通情报、解除封锁、互相通商和必要时可互相借道等五项协议,这为长征初期红军通过第一、第二道封锁线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10月21日红军各军团开始突围后,由于陈济棠尚未来得及使前沿部队了解其意图,因此一开始双方战斗仍相当激烈,红军予敌重创,红3军团第4师师长洪超在作战中不幸牺牲。粤军各部在得到陈济棠示意后,稍事抵抗即从重石、新田、古陂、韩坊全线撤退,向安远、信丰、南康集中,从而让出了中间大道,红军主力随即向信丰东南地域前进。24日晚,各部先头开始西渡桃江,抢占河西要点并掩护主力渡河,至25日军委纵队及各部队从信丰南北先后渡过桃江,突破了由粤军防守的第一道封锁线,并决定乘敌军尚未弄清红军意图之际,沿赣粤、湘粤边界迅速向湖南汝城、广东仁化方向前进,以突破国民党军第二道封锁线。江西也是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的重要区域。红7军团进入福建闽东、闽北地区转战后,奉命沿闽浙赣边境北上至浙西、皖赣边活动,于9月20日进至江西婺源北境段莘地区。其后转入皖南地区作战不利,根据中革军委命令向闽浙赣苏区转移,经江西浮梁、婺源、德兴间山地通过敌封锁线,于11月初在德兴重溪等地与方志敏领导的红10军会合,两支部队合编为红10军团,对外仍称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11月18日,红10军团奉命转入皖浙赣边和皖南作战50余天,但在与优势敌军作战中遭受重大损失,被迫回师闽浙赣苏区,1935年1月在赣东北怀玉山地区陷入敌军重围,虽经浴血奋战,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方志敏不幸被俘,在狱中坚持与敌斗争,于同年8月6日在南昌下沙窝英勇就义。

(四)江西是长征将士的主要来源地

江西是中央苏区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央红军、红6军团、红7军团战略转移的红军将士的主要来源地。据统计,作为中央苏区主体的赣南地区,当时总人口为240万,其中有33万人参加红军,60万人支援前线。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为打破敌军“围剿”和进行战略转移,多次组织扩红以补充兵员。1934年5月14日,中革军委号召扩大红军5万人,至6月30日全中央苏区共扩红62269名。(6)石仲泉:《略论赣南中央苏区的历史地位及其对中央红军长征的贡献》,《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1期。9月1日,中共中央组织局等5个单位共同发布《关于九月间动员三万战士上前线的通知》,至9月27日前实际完成扩红18204名。长征出发前,最后一批新兵约9700人被补充到各主力军团。(7)本书编审委员会编:《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史料丛书·文献1》,解放军出版社2016年版,第75、92页。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8.6万人中,赣南籍红军约五六万人,占到总数的65%。在长征出发前,在瑞金九堡以扩充的新兵为基础组建的中央教导师,担负起保卫中央机关和抬运沉重物资的重任;此外在苏区征调的5000多名挑夫组成的运输队和担架队,也为长征胜利作出重要贡献。江西籍将士也为长征付出重大牺牲。赣南地区在革命战争年代牺牲的有名有姓的烈士约为10.8万人,其中有半数牺牲在长征路上。瑞金县在长征前参军参战的有4.9万余人,其中参加长征的3.1万余人,在长征途中牺牲的1万余人;兴国县参加红军的达8.5万余人,在长征途中牺牲的达1.2万余人,这意味着中央红军长征每前进1公里,就有一名兴国籍战士倒下。(8)石仲泉:《略论赣南中央苏区的历史地位及其对中央红军长征的贡献》,《党史研究与教学》2005年第1期。此外,红7军团、红6军团、红10军中的江西籍将士也占到大多数。在红四方面军、红2军团、红25军等长征部队中,也有为数不少的江西籍将士。

(五)江西是长征物资的主要供应地

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期间,由于国民党军的长期封锁和连续进攻,中央苏区各类物资消耗巨大,供应艰难。为支援红军作战和准备战略转移,苏区人民克服各种困难,从各个方面为长征创造了宝贵的物质条件。粮食方面。1934年6月2日,中共中央和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发出《为紧急动员二十四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9)《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为紧急动员二十四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各级党部及苏维埃的信》,《红色中华》第198期,1934年6月5日。27日,中央组织局、人民委员会再次发出《关于粮食动员的紧急指示》,强调“无论如何要在七月十五日前完成二十四万担谷的计划”。(10)《中央组织局、人民委员会关于粮食动员的紧急指示》,《红色中华》第209期,1934年6月30日。在苏区群众的全力支持下,这一计划到7月底“已经基本的完成而且多数的县份超过了”。(11)陈潭秋:《廿四万担粮食动员的总结》,《红色中华》第223期,1934年8月8日。7月22日,中共中央和人民委员会又发布《关于在今年秋收中借谷六十万担及征收土地税的决定》。苏区群众以空前的热情响应号召,仅用25天时间就献出粮食66万余担,两个月间共计筹粮84万担。(12)余伯流、何友良主编:《中国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3页。军品原料方面。为准备战略转移,苏区兵工厂加紧修理武器和制造弹药、急需金属及军品原料,苏区人民动员起来,在1934年6月至8月三个月间共收集提供铜8.2万余斤、子弹壳1.33万斤、子弹14.09万发、白硝1.54万斤。(13)《三个月收集军用器材的伟大成绩(到八月卅一日止)》,《红色中华》第235期,1934年9月18日。生活用品方面。苏区政府提出“红军一定要有衣穿,要有被盖”的要求,号召群众筹集棉花、衣服、被毯等物资以支援红军,仅1934年六、七月,就筹集棉花8.6万斤、被毯2万多床、草鞋20万双、米袋10万条。(14)余伯流、何友良主编:《中国苏区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133页。药品方面。苏维埃中央外贸总局根据中革军委总卫生部的要求,要求各分局在两个月内突击采购10万元的中西药品,其中江口外贸分局通过赣州商人地下党员,采购回8万余元的中西药品,有力保障了红军长征的医疗需求。(1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科研管理部组织编写:《红色铁流——红军长征全录》上,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版,第155页。

(六)江西是长征精神的主要发源地

长征书写了惊天动地的壮丽史诗,也熔铸了巍峨屹立的精神丰碑。长征精神是长征胜利的重要因素,也是长征留给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江西以其在长征中的特殊地位和重大贡献,成为长征精神的主要发源地。从长征精神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的地位来看,长征这一伟大的战略转移,在空间上使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大本营从南方转移到北方,从上海—瑞金转移到延安,长征精神也成为从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再到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的枢纽。行程数万里的长征被誉为“地球的红飘带”,长征精神则是革命精神谱系中的一条重要纽带。长征时期波澜壮阔、举世罕见的斗争历程,使长征精神既蕴含了坚定理想信念、实事求是作风、全心为民宗旨等与建党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等一脉相承的精髓要义,又凸显了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革命集体主义等独特鲜明的精神元素,并为延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支撑。(16)韩洪泉:《长征精神论纲》,《苏区研究》2022年第3期。江西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历史地位和特殊贡献,在这片红土地上熔铸生成了建军精神(八一精神)、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方志敏精神等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非常重要的精神形态,这些都成为长征精神生成的重要基础。同时,长征在江西酝酿决策、勠力准备、挥师出发、艰苦转战的过程,也使江西成为长征精神的主要发源地、重要生成地。

二、江西长征文化资源的类型与蕴涵

江西在长征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一方面,这些都为长征文化在江西的孕育生长创造了先决条件;另一方面,江西成为长征文化繁荣发展之地也是江西在长征历史上地位作用的突出表现。两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江西长征文化资源形成了深厚而独特的文化累积,“长征决策地”“长征准备地”“长征出发地”等更成为江西长征文化资源最鲜明的标签和最集中的领域。

(一)厚重深沉的精神文化

所谓精神文化,一般指在物质文化基础上衍生出的人类所特有的意识形态和文化观念的集合,包括文化精神、文化道德价值观念、文化理念、行为准则等。广义的长征精神文化,是指长征文化中除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之外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领域的总和。(17)韩洪泉:《长征文化研究》,学林出版社2023年版,第30页。长征精神文化是长征文化的核心部分,尤以长征精神最为重要,此外,作为其生动呈现的长征文学艺术、作为其高级形态的长征学术研究,也是狭义长征精神文化的重要元素。

长征文学艺术。在中央红军准备长征和踏上长征路的过程中,就已经产生了一大批长征文艺经典,如毛泽东的词《清平乐·会昌》、林伯渠的七言律诗《别梅坑》等。红军将士在1936年集体创作的《二万五千里》(《红军长征记》)中,有许多作品都是关于长征从江西出发的记录,比如《出发前》(董必武)、《出发的前夜》(彭加伦)、《暂别了!江西苏区的兄弟》(李富春)、《珍重》(陆定一)、《突围的第一仗》(谭政)、《占领古陂圩》(张爱萍)等。(18)刘统整理注释:《红军长征记:原始记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9年版。方志敏在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以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惊人的毅力在狱中写下《可爱的中国》《清贫》《狱中纪实》等,也可视为广义的长征文学经典作品,并教育和影响了几代中国人。新中国成立后,江西的长征文学艺术创作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兴国籍开国上将萧华创作的《长征组诗》及据此编创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更成为长征艺术的经典之作。近年来,江西省在长征文学艺术创作方面集智攻关,涌现出一大批精品力作。比如,赣南采茶戏《一个人的长征》荣获第十六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文华表演奖,并入选“新时代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已在北京、深圳等城市巡演100余场;红色文旅史诗舞台剧《长征第一渡》,已演出200余场次,观看人数超过12万人次,同步创作的红色歌曲《从此》也获得广泛传唱;大型经典音乐史诗《长征组歌》在兴国县复排复演驻场演出,实现了经典作品与当代艺术的完美融合,创造了国家级专业艺术院团与县级业余合唱团队“云合作”的全新演绎形态。江西于都县精心打造的长征源合唱团、宣讲团、演艺团、小红星讲解团等4支文化传承队伍,已经成为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的亮丽名片,长征源合唱团自2011年成立以年来累计演出600余场,并获评“全国文化系统先进集体”。

长征学术研究。长征是一部波澜壮阔的历史,也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学问。在长征学术研究领域,江西省占有重要一席。根据笔者编纂的《长征论著目录》(未刊稿)不完全统计,截至2023年底出版的长征主题图书(含内部编印的重要资料)2166种,多数都涉及中央红军长征在江西准备和出发的内容,其中以红军长征在江西为主题(含北上抗日先遣队)的就有100余种,出版地在江西者有52种;截至2023年底发表的长征主题文章(含论文集析出文献,不含长征文艺作品)约有3万篇,其中仅主要以红军长征在江西为题材者就达2100余篇,如果加上作者(机构)、发行(编印)地属江西省者,以及包含或涉及红军长征在江西者,则数量远超出这一数据。以长征著作而论,其中有代表性者有中共江西省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等编《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袁征、谢庐明主编《长征起始阶段研究》(江西高校出版社1999年版),李云、凌步机主编《中央红军长征从这里出发》(中共党史出版社2004年版),本书编辑组编《信念的力量:从中央苏区到陕北——纪念中央红军出发长征七十周年论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于都县委党史办编著《长征从这里出发》(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庄春贤编著《中央红军长征突破敌人第一道封锁线》(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年版),本书编写组编著《不忘初心 继续前进——江西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江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印象·于都”丛书编委会编《长征起点》(江西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江西省档案局编《铁血破重围 壮举挽危澜:解码中央红军长征起始前后的历史记忆》(上下册,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于都县档案局编《长征出发地——于都革命历史档案汇编》(江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著《长征精神》(江西教育出版社2021年版),等等。多年来,江西省的研究机构和专家学者在江西苏区与中央红军长征、中央红军长征准备、突破第一道封锁线等领域,都推出了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江西日报》《赣南日报》《当代江西》等对长征纪念活动和长征文化建设持续跟踪报道,《江西社科学》《苏区研究》《红色文化学刊》《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学报》《井冈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赣南师范大学学报》《党史文苑》《老区建设》等刊物都成为长征研究的重要学术阵地;江西省学术界牵头或参与举办的系列学术研讨会,在全国产生一定影响,初步形成品牌效应。2019年于都县建成全国首家集展示、体验、数据中心于一体的长征出版物博览中心,在推进长征学术普及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

所谓物质文化,一般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产品,包括生产工具、劳动对象以及创造物质产品的技术等。广义的长征物质文化,应该包括三个层面:一是长征和新长征的历史过程以及所取得的全部物质成就;二是长征90年来所形成和凝聚的物质文化实体,如长征遗址遗迹、长征历史文物、长征纪念设施等;三是记载、表现、传播长征文化的各种精神产品的实物媒介,主要包括纸质媒介和其他媒介等。本文以后两个层面的长征物质文化作为主要考察对象,而江西长征物质文化的遗存是非常丰富且别具特色的,据统计,全省有2900多处革命遗址、4万多件可移动革命文物、1万余条红色标语,其中长征革命文物占到相当大的比例。(19)刘斐:《赓续血脉写新篇》,《江西日报》2023年5月9日。江西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长征文物数量多、规格高、价值大,保护利用工作起步较早,形成了以长征出发地为主要特色的发展格局。江西于都县的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旧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都革命烈士纪念馆及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纪念碑园是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此外还有瑞金革命遗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旧址等4处与长征有关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于都革命烈士纪念馆及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渡纪念碑园、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纪念馆(碑)、方志敏纪念馆等6处与长征有关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省级以下文物保护单位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数量更多。在2016年举办的“我心中的长征纪念地”评选中,江西有2处入选、1处获提名奖,分别为瑞金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于都中央红军长征集结出发地和永新牛田红六军团长征出发地。2017年以来,江西省文物局明确提出全面提升长征类登记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等级、各地协作开展长征文化线路保护、全面提升展示服务水平的要求,以抗日先遣队北上、红6军团西征、中央红军长征等重点,公布了一批长征类县级文物保护单位,指导各相关地区联合制定《长征文化线路保护推进计划》,长征文物保护工作不断迈上新台阶。

长征物质文化既是一种物态的文化遗存,也是一种宝贵的文化资源。对长征物质文化资源的保护、开发、利用,都是长征物质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近年来,江西省对长征红色资源的价值颇为重视,长征红色旅游发展如火如荼,长征红色文化开发卓有成效。江西省在长征红色文化开发中,一直注重打好“长征出发地”这张特色牌,以点带面,拉动红色旅游发展和红色资源利用。2006年10月,江西省借长征胜利70周年纪念时机与国家旅游局联合主办红色旅游博览会,举办了“十送红军历史场景表演”等特色活动,首发了“瑞金至延安”的红色旅游专列,在全省掀起长征红色旅游的热潮。(20)李菁莹:《江西:借“长征热”掀起红色旅游热》,《中国青年报》2006年10月27日。近年来,以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建设为牵引,有力推动了长征文化资源的保护建设和开发利用。着眼系统推进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等“五大工程”,生动呈现长征文化的独特创造和鲜明特色,新建和改扩建一批长征沿线标志性纪念场馆,建设瑞金、于都、信丰、兴国、大余等长征步道,打造融体验性、教育性、旅游性于一体的长征文化纽带。以于都县为例,重点规划建设了“一馆”(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纪念馆改扩建项目)、“一院”(于都长征学院)、“一剧”(长征大剧院)、“一道”(长征历史步道)以及长征出发地八大渡口和六处旧址遗址遗迹项目等,几年来取得重大进展。2023年12月,中国红色旅游博览会在于都举办,专门组织了“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长征精神——千车万人重走长征路”活动、“可爱的中国——中国红色研学旅行全球推广”活动、“红色摇篮·革命赣南”精品旅游线路考察活动等。(21)钟秋兰:《相聚长征集结出发地 共促红色旅游新发展——2023中国红色旅游博览会综述》,《江西日报》2023年12月11日。2024年5月,江西省文化和旅游研究推广协会、江西日报社在经过半年的广泛征集和评审后,公布了2024年江西省十大旅游口号,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长征起点 初心之源”。(22)黄锦军:《2024江西省十大旅游口号揭晓》,《江西日报》2024年5月19日。这些工作在推动长征物质文化资源保护利用开发的同时,也对推进长征沿线文化建设和革命老区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发挥了积极的引领和带动作用。

(三)赓续传承的制度文化

所谓制度文化,“是人类在政治生活和制度安排过程中所结成的各种思想观念的总和,包含着制定制度的原则、价值和理念等”(23)张西山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文化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0页。。作为政治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制度和制度文化,不是高度抽象的而是十分具体的,它总是与特定阶级的思想意识、特定国家的历史传统、特定时代的文化背景相联系。长征制度文化主要指长征文化的制度凝结或法制化表现,一般包括在长征和新长征历史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关价值理念、规章制度和体制机制。长征制度文化在江西有着丰厚的积淀和丰富的呈现,在促进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熔铸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建构中国共产党政治文化等方面影响深远。下面仅以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长征纪念活动开展为例作些分析。

纪念活动是一种带有很强政治属性的仪式和象征,长征纪念活动是长征制度文化的重要载体和集中呈现。江西省的长征纪念活动,既与全国全军的纪念活动统筹安排、一体推进,又具有显著的地方特色,一般与长征出发和胜利逢五、逢十周年的重大纪念日相重合,产生了良好的政治影响和社会效益。1986年长征胜利50周年前后,江西省先后举办了纪念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慰问江西籍老红军茶话会等活动。1994年10月,江西省委党史委在南昌举办纪念中央红军长征60周年学术座谈会。1996年10月,全省党校系统召开纪念红军长征60周年研讨会;瑞金电视台创办“长征从这里出发”栏目,以报道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宣传新长征建设辉煌业绩为主要内容。2004年10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赣州市委联合举办“弘扬红军长征精神,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纪念中央红军出发长征70周年”理论研讨会。2006年10月,华东六省一市中共党史学会在南昌联合举办纪念建党85周年暨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学术研讨会。2014年10月,由中共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赣州市委等主办的“纪念中央红军长征出发80周年”主题系列活动在于都县举行。2016年长征胜利80周年之际,进一步掀起了纪念活动的热潮,仅10月间在江西省举办的重要纪念活动就有:江西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江西省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展,“永远的红飘带——长征之歌”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合唱艺术节,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暨江西军区旧址历史陈列开展仪式等。2022年3月8日妇女节,由江西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贵州遵义四渡赤水纪念馆、瑞金市妇女联合会联合主办的“巾帼铁流——长征女红军”展览在瑞金开展,则是结合特殊时间节点进行的长征纪念活动。值得一提的是,在江西特别是赣州,长征路、长征桥、长征医院、长征社区、长征学校等数量众多,于都县以“长征源”冠名的地名和单位等也颇为可观。这种“长征命名现象”也是制度文化和纪念仪式的一种重要表现。

三、江西长征文化建设的进路与前瞻

江西的长征文化建设已经走过了90年历程,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特征。几十年来,江西长征文化建设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奠定了厚实的基础,但也存在着一些先天的不足和后天的短板,在迎来宝贵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发展瓶颈。如何统筹和加强新时代长征文化建设,仍是一个需要认真思考、努力践行的时代课题。

(一)江西长征文化建设的阶段性回顾

江西的长征文化建设在红军长征时期就已经起步。红军在中央苏区时期特别是长征准备和长征出发之际开展的文化活动、创作的文艺作品以及苏区群众创作传播的民歌民谣等,都可视为江西长征文化建设的初萌。在红军将士集体创作的《红军长征记》中,红军长征在江西的内容不仅数量众多而且是最为精彩的篇章之一。相关著作方面,1936年苏联外国工人出版局曾出版王明等著《民族英雄方志敏》,1942年胜利出版社江西分社曾出版洛夫等著《长征集——故事新编》。

新中国成立后,江西的长征文化建设正式起步。在革命回忆录《星火燎原》中,有许多篇章都涉及江西与长征,如《离开老家的一天》(小鹏)、《草地里的兴国山歌》(杨希祥)等。中国音乐家协会理论创作委员会编选的“歌词丛刊”第一辑(音乐出版社1964年出版),即以收录其中的《万里长征第一桥》为书名。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江西的长征文化建设进入快速发展阶段。1986年红军长征胜利50周年前后,《江西社会科学》《赣南师范学院学报》等都开辟专栏,发表了一批高质量研究论文,江西电视台、江西人民广播电台等推出一系列专题片和专题栏目,营造了浓厚的纪念氛围。1989年第4期《上饶师专学报》编辑出版了“方志敏研究专刊”。1996年、2006年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以及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前后,结合中央红军长征出发、红军长征胜利等重要纪念活动,江西长征文化建设不断兴起热潮,召开了一系列学术研讨会,拍摄了《那时花开》等献礼影片,有力推动了长征宣传研究各项工作开展。

进入新时代,长征文化建设借着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推动、重大纪念活动带动、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驱动的东风,进入了蓬勃发展、日趋繁荣的新阶段。江西省迅速反应,积极行动,高站位部署、高规格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长征文化展现形式更加丰富,长征精神更加深入人心。江西着眼强化顶层设计,相继制定颁发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建设保护规划》《江西省革命文物保护条例》等;坚持推动文旅融合,出台《江西省长征步道建设与服务导则》,重点推出了三条“重走长征路”主题旅游线路;注重赓续红色血脉,精心组织创排(复排)了《长征第一渡》《长征组歌》等长征文艺精品。(24)陈曦等:《彰显各省特色 建设成果丰硕——5个重点建设区分享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成果及经验》,《贵州日报》2023年10月24日。江西还专门制定实施《关于深入推进红色基因传承的意见》,围绕高质量建设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示范区,建立红色基因传承联席会议工作机制,统筹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建设、红色资源保护利用等8个方面26项重点工作,在全国走在了前列。(25)刘斐:《赓续血脉写新篇》,《江西日报》2023年5月9日。

(二)江西长征文化建设的辩证性考察

江西长征文化建设具有自身的独特优势,呈现出鲜明的地域特色,主要体现在中央和各地高度重视、省内红色资源协同优势显著、长征出发地特色定位清晰等方面。江西省是红色文化大省,省内丰富的红色资源,大都与长征文化资源有密切关联,从而具有显著的协同优势。在长征沿线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中,虽然长征队伍的出发地(包括会师地)为数不少,但江西毫无疑问是最主要的长征出发地。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的建设,主要就是以中央红军长征路线、长征决策与前期准备及与长征紧密相关的重要事件发生区域为重点,主要涉及赣州、吉安、抚州3个地级市,涵盖瑞金、于都、兴国等19个县(市、区),其中许多建设项目都被冠以“长征(集结)出发地”“长征第一×”之名,这也是长征沿线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所少有的独特优势。近年来,在全国范围内组织的长征相关纪念活动,一般都把江西(主要是赣州的瑞金、于都等)作为第一站或启动地。比如,2015年8月21日,全国红色旅游工作协作小组办公室组织的纪念红军长征80周年“薪火相传,再创辉煌”长征精神红色旅游火炬全国传递活动火种采集仪式在于都县举行,9月8日启动仪式暨文艺演出在瑞金市举行;2016年7月17日,由中央红军长征沿线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省委机关报联合举办的“重走长征路”大型采访活动在兴国县正式启动;2016年7月23日,“雄关漫道——纪念长征胜利80周年”主题宣传融媒体火种采集仪式在于都县启动;2016年9月7日,由中宣部组织开展的“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在瑞金市启动;2019年6月11日,“壮丽70年·奋斗新时代——记者再走长征路”主题采访活动启动仪式在江西于都、瑞金和福建长汀、宁化举行;2024年4月15日,“新长征·再出发”全国党媒党性锻炼实训活动暨“重走长征路·奋进新征程”大型系列行走的党课首发式在于都县举行,等等。

江西的长征文化建设既有其独特优势,也还存在着一些客观主观上的制约条件及现实困境。比如,江西省有全国影响的红色资源十分丰富,而长征只是其中之一,在开发利用上无法像其他一些长征沿线省市那样集中全力攻关。再比如,红军长征在江西的时间和行程均比较短,在彰显长征出发地特色的同时,在长征历史事件、长征文化要素、长征精神内涵的全面性和代表性等方面均有若干短板甚至欠缺,致使挖掘潜力受到相当局限。又比如,截至目前的研究和宣传中,仍主要聚焦于中央红军长征,对红6军团、红7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等的关注程度以及将其纳进长征文化建设一体统筹的融入程度还不够。此外,关于长征出发地这个最主要的品牌,不但受到来自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冲击,而且内部的争论一直存在(主要是瑞金和于都),进一步明晰定位、加强协作的任务依然艰巨,等等。

(三)江西长征文化建设的对策性思考

江西的长征文化建设已经走过了坚实的历程、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也站上了全新的起点、迎来了宝贵的机遇。机遇和挑战并存,新时代的江西长征文化建设必须继往开来、扬长补短、守正创新,才能不断取得新突破、创造新成就。

第一,在以“国家队”标准抓好统筹上下功夫。红军长征在党、国家、军队历史上居于重要地位、产生深远影响,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江西作为长征主要决策地和主要出发地,在讲好长征故事、赓续长征精神、建设长征文化、走好新长征路上理应走在前列、站好排头、立起标杆。鉴于江西在长征文化建设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建设,既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西考察时重要指示精神的重要举措,也是发挥江西独特红色资源优势、建设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示范区的有力抓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按照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整体部署,聚焦“作示范、勇争先”目标定位,以高质量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建设工作为牵引,全面带动江西长征文化建设发展。要进一步提高工作标准,以重点项目引领整体建设,以最高标准做出江西贡献,建设一批国家级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基地,形成更多江西亮点、江西特色、江西品牌,努力走在全国前列。要进一步提高统筹水平,系统推进保护传承、研究发掘、环境配套、文旅融合、数字再现五大工程,全面融入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依托党校和现有红色教育培训资源,建设配套完善的干部培训和红色研学教育体系。

第二,在以“大长征”视野深化研究上下功夫。学术研究是长征文化建设的基石。长征研究的范畴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以“大长征”视野深化研究,有助于克服江西长征文化建设中的先天不足,推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走深走实。要拓展研究范畴。目前江西关于长征的研究包括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的重点,主要聚焦于中央红军长征准备和长征出发,注重发挥赣州的核心引领作用,对其他几支红军长征在江西以及中央红军长征出发之前之后的研究,关注和关联不够。要把红6军团从江西集结出发西征、红7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在江西出发和在闽浙皖赣四省尤其是江西境内转战、中央红军在江西苏区的斗争和发展、中央红军出江西后突破第二和第三道封锁线、南方八省尤其是江西游击区的斗争对主力红军长征的策应等,都纳入研究的范畴,进行系统的考察。在实践指导上强调长征国家文化公园江西段以中央红军在赣长征路线为主轴的同时,兼顾红7军团(北上抗日先遣队)、红6军团的长征路线、江西游击区斗争等,形成一体两翼、辐射全省的体系布局。要补齐要素短板。针对江西在长征历史事件、长征文化要素、长征精神内涵等方面的全面性不够等问题,以“大长征”视野的深化研究可以有效解决。比如由于中央红军在江西出发转战时间较短,不但不能像四川那样有长征出发(红四方面军)、四渡赤水、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爬雪山、过草地、懋功会师、甘孜会师、民族团结以及与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的系列重要会议等比较齐全的要素,即使与邻省湖南所拥有的红2红6军团长征出发、突破封锁线、湘江战役、通道会议、“半条被子”精神等相比也有诸多先天欠缺。通过把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红6军团西征、江西苏区建设发展与长征准备、江西游击区斗争等纳入考察,不但在重要战斗、重要会议、关联精神形态(苏区精神、方志敏精神等)、会师行动(红7军团与红10军重溪会师、红10军团部队汤口会师)等方面补齐短板,还在阻击战斗(石城阻击战等)、统战工作(寻乌罗塘谈判)等方面具备了其他省区所不具备或不突出的建设要素,有利于推动长征文化建设的全面协调发展。要强化学术支撑。长征文化建设涉及诸多领域,全面加强和持续深化学术研究,可以为其提供智力支持和学术支撑。以长征文化的建设领域而论,包括长征纪念活动组织、长征精神传承弘扬、长征文学艺术创作、长征学术理论研究、长征革命文物保护、长征红色旅游开发、长征教育资源利用、长征文化产业发展、长征文化网络建设、长征文化国际传播等,都需要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展开深入探讨。同时要切实整合研究力量、建立研究机构、制定研究计划、提高研究水平,不断拓展长征文化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彰显长征文化研究的高度,从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两个层面,持续为长征文化建设提供有力支持。

第三,在以“第一站”定位加强协同上下功夫。江西是中央红军长征的主要出发地,这种“第一站”的定位已经得到了较为普遍的认可,也成为江西与长征的最大关联和突出标签。近年来,长征沿线省区组织各类协同纪念活动时,江西特别是赣州大都积极参与其中并发挥重要作用。2018年10月,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纪念馆与延安革命纪念馆、遵义会议纪念馆、四渡赤水纪念馆等联合发起,在陕西延安召开了全国长征纪念馆联盟成立大会暨交流座谈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全国长征纪念馆联盟章程》,签署了合作协议书,呼吁与会各方提高站位、携手共建,不断加强联系与合作,聚合长征沿线纪念馆和文博单位的资源与力量,在学术活动、文物保护、科学研究、展览交流等方面,推动相关长征文物资源实现共建共享、共同进步。(26)叶四青:《全国长征纪念馆联盟成立大会在我市召开》,《延安日报》2018年10月25日。2018年12月,首届“红军长征论坛”在赣州举行,赣州、遵义、延安共同发起并签订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协商形成《“红军长征论坛”城市党政领导联席会议制度》。其后桂林、丽水、阿坝、龙岩、黔东南等长征途中重要节点城市相继参与其中,至2023年底已连续举办四届,产生很大影响(第五届举办城市确定为浙江丽水)。2021年6月,长征沿线和革命老区市州政协“助推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建设 助力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协商联系会议第一次会议在赣州召开,其后于2023年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围绕事关长征沿线、革命老区各市州共同关心的国家长征文化公园建设议题,深入交流研讨、积极协商建言、广泛凝聚共识,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会议机制,并确定四川省凉山州政协为第三次会议承办单位。“出发地”带来了荣耀,“第一站”意味着责任。以“第一站”定位在加强协同上下功夫,需要从三个方面下功夫。要在“赣州+”上下功夫,以赣州为重心,带动吉安、抚州两市,辐射全省其他地级市,形成全省联动共建长征文化的局面。要在“江西+”上下功夫,发挥好“第一站”的“领头羊”作用,辐射周边、带动全国,率先起跑、全程领跑,在长征出发地、中央红军长征、北上抗日先遣队转战等不同议题范畴内,积极联络相关省(自治区、直辖市),实现共享共建、共同发展。要在“长征+”上下功夫,强化长征文化资源的整体性功能,把长征文化与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结合起来,把红色文化与绿色发展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线性遗产的融合带动作用,大力发展“长征+红色培训”“长征+研学旅行”“长征+生态休闲”“长征+特色农业”“长征+非遗”等,推进“红+绿+古”融合发展,使江西的长征出发突围之路成为新时代的精神传承之路、产业融合之路、生态惠民之路,全面助力乡村振兴,共同创造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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